【走進大西南】中緬邊界上的少數民族（四）

文／出谷司馬

清末，中英雙方在緬甸的勘界因當時政局動盪而擱置，直到一九三○年代雙方在班洪一帶爭奪銀廠，才再度將勘界事務放上了檯面。

這次重啟勘界，除了雙方政府的角力之外，中方輿論的支持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當時，許多刊物將「班洪事件」放上版面，讓原本對此議題並不重視的國人，開始意識到國土疆界在國防戰略上的重要性，因此也讓國民政府必須更加謹慎地處理。

與清末勘界不同的是，這次政府派出了許多學者一同前往。從當代可見的史料中，中央研究院的凌純聲、芮逸夫，同為史語所的勇士衡，以及身為納西族人的方國瑜、地質學家孟憲民、測量專家周光倬等人，都加入了勘界的團隊。

由此可以看出，國民政府希望能夠援引學術角度劃定疆界，凌純聲、芮逸夫、勇士衡和方國瑜，更是熟稔邊疆事務並已多次在當地進行過民族調查的研究學者。而除了學者與政府官員之外，中方代表團中還有一位名為「保衛國」的佤族頭人，希望能從「在地觀點」對邊界事務進行陳述。

其實，保衛國不是這位頭人的本名，而是中方委員取的名字，自然是希望他的出席可以「保衛國家」。在這次的談判中，保衛國也沒有辜負中方委員的期待，他拒絕了緬甸政府授與的官職與土地，並向英方陳述班洪一帶的歷史管轄權與朝貢關係，以此證明這塊土地屬於中華民國。

從保衛國的例子可以看出，這次勘界除了以山川河流等自然疆界作為劃界依據，中緬邊界上的少數民族認同，也可作為邊界劃定的參考。這不免讓人聯想到，美國總統威爾遜在一九一八年提出的「民族自決」倡議。依據這個倡議，邊疆的少數民族可以決定自己由中方或英方統治，甚至想要「獨立門戶」成為一個國家，也是民族自決所支持的。

但是，即便一個民族可以依照自己的認同決定歸屬哪一個國家，但是住在國界兩側、說著相同語言、擁有相同祖先與習俗的人們，反倒陷入了兩難的局面；更遑論這些居住在邊境上，連「國家意識」都不存在的族群了。

此時，那些陪同進行勘界的民族學家，就成了塑造國族認同的重要角色。

凌純聲等人在當地進行調查時，不只是記錄服飾、語言、婚姻與宗教，也會詢問各個村寨彼此之間的關係、頭人的權力範圍，以及過去與中國地方政府之間的往來。而這些原本屬於民族學研究的材料，在勘界現場卻突然被賦予了政治意義：一個寨子與哪一邊往來比較密切、曾經向誰納貢、接受過哪一方官員的封號，都可能成為國界應該畫在哪裡的證據。

在方國瑜的紀錄中，每當他們到達一個寨子，就會透過頭人召集寨民，一方面進行民族調查工作，一方面也藉此拉攏寨民投向中華民國；而這些頭人的獎勵，常常就是一面國旗。方國瑜在文章中說，不僅當地的土司衙署會懸掛中華民國國旗，卡瓦山一帶許多地方也會在節日懸掛國旗。藉由這些象徵愛國的舉動可以看出，對中華民國的認同正在中緬邊境漸漸發酵。

由於這次劃界關係到中緬國界所在，因此，學者都稱這段期間是一個「中國邊緣再造」的過程。之所以稱為「再造」，正是因為這次的勘界不像以往單純由上而下、政府立了界碑就定案的政治契約；而是要把原本流動、重疊且複雜的人群關係，在少數民族心中劃上一條看不見的「國家認同」。

而傳統「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概念，就在此時顛倒了過來，變成「王臣所在」之地，才是國家的「率土之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