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不是進步的副作用 而是制度默許的結果

文／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在當代公共論述中，全球不平等經常被描繪成科技進步、全球化競爭或市場效率所帶來的副作用，彷彿是一種雖令人不安、卻難以避免的時代現象。這樣的說法，往往暗示不平等是一種與政治選擇無關的結果，所以人們只能被被動接受。然而，最近公布的《2026年世界不平等報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26）所揭露的事實，卻迫使我們重新檢視這種理解是否過於簡化，甚至成為逃避責任的藉口。

在這份由世界知名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參與撰寫的報告裡，呈現的不是一個「失控的世界」，而是一個在長期制度選擇下，被逐步形塑、甚至被默許的不平等結構。

從最基本的分配數據來看，當前全球最富有的前10分之1人口，掌握了超過一半的全球所得，而占全球人口一半的底層族群，卻只能分得不到1成。若進一步觀察財富分配，差距更加極端，前10分之1人口擁有約4分之3的全球財富，而底層一半人口的財富占比，長期停留在約2%。這樣的分配結構，已難以被視為單純的貧富差距，而更接近一種制度化的斷裂，它將世界清楚劃分為少數高度富裕者，以及多數難以累積資產、缺乏經濟安全感的人。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最頂端的財富集中化趨勢不僅沒有放緩，反而仍在持續加速。《世界不平等報告》指出，全球最富有的0.001%，人數僅約數萬人，但其所擁有的財富，已超過全球後半數人口的總和。此一現象，並非金融市場短期波動的結果，而是過去30年制度安排累積的必然後果。同一期間，底層人口的財富並非完全停滯，但成長幅度遠遠落後於頂端族群，導致整體分配結構持續向上傾斜，並逐步固化為一種難以逆轉的趨勢。

這樣的趨勢意味著一個深層轉變：在當代經濟體系中，個人的經濟地位愈來愈取決於是否擁有資產，而非是否投入勞動。資本報酬率長期高於薪資成長，使得財富得以透過既有資產不斷自我擴張，而僅依賴勞動收入的人，則愈來愈難以追趕。這並非市場的自然法則，而是稅制設計、金融自由化與全球資本流動規則共同塑造的結果，也是政治選擇長期累積所留下的制度痕跡。

不平等的影響，也早已深刻滲透到氣候責任與風險分配之中。報告清楚指出，全球最富有族群在與資本所有權相關的碳排放中，占據壓倒性比例，卻同時也是最有能力承擔轉型成本、避開氣候衝擊的一群。相反地，排放最少的底層人口，卻承擔著最沉重的氣候風險。這樣的責任與風險錯置，使氣候危機不只是環境問題，更是一場涉及世代正義、跨國責任與全球倫理的制度考驗。

當財富高度集中，政治影響力也不可避免地隨之集中，民主制度的運作因此受到侵蝕。公共政策逐漸傾向保障資本與既得利益，而非回應多數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當愈來愈多民眾感受到制度無法改善自身處境，對民主與公共治理的信任即可能開始鬆動，社會分裂也隨之加深。這正是當代全球民主社會面臨的困境之一。

《世界不平等報告》反覆提醒我們，不平等不是命運，而是選擇。歷史經驗已清楚顯示，透過進步稅制、公共投資、社會安全網與勞動保障，差距曾經被有效縮小。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政策工具的缺乏，而是是否願意承擔改變既有制度、挑戰既得利益的政治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