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權政治回返的時代 更需要守住核心價值

文／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冷戰結束後的30年間，國際社會一度沉浸在一種樂觀想像之中：權力將被制度約束，強權終將納入規則之內。自由貿易、國際組織與多邊條約，被視為能夠降低衝突、管理風險的安全網。然而，這樣的信念如今正在迅速崩解。

美國總統川普日前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直言，身為三軍統帥，他動用權力的唯一限制是「自己的道德」。法律、條約與國際規範，在這套世界觀中不過是可有可無的選項。

這番話令人不安，不只是因為出自全球軍事與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元首，更因為它徹底否定了二戰後艱難建構的國際秩序。那套秩序的核心假設，正是透過制度將權力馴化，使國家即便追求自身利益，也必須在國際規範框架內行動。當川普公開表示自己不受國際法約束，並將不可預測性視為對外施壓的工具，他其實已清楚表態：國際秩序對他不構成約束力。

從綁架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的軍事突擊行動，到公開言談取得格陵蘭島「所有權」的可能性，川普所展現的並非一時失言，而是一套貫徹始終的權力邏輯。

在這樣的框架下，主權與邊界不再神聖不可侵犯，而是可以重新估值的資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的存在價值，也被簡化為是否「划算」、是否值得持續投入資源。安全不再是共享責任，而是可隨時重新談判的交易。

問題在於，這種語言具有強烈的示範效應。當美國總統否定國際法的拘束力，並以個人判斷作為最終裁決，任何對他國違反國際規範的道德譴責，都將迅速失去立足點。國際規範一旦退場，留下的只會是叢林法則般的實力競逐，而弱小國家將首當其衝。

對台灣而言，這並非抽象辯論。川普在訪談中談及中國大陸與台灣時，聲稱只要他在位，習近平不敢輕舉妄動，因為如果大陸動武，川普會很不高興。這樣的說法乍聽之下像是保證，實則卻將台灣的安全，繫於美國總統川普個人判斷、交情、情緒與政治算計之上。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川普是否會「不高興」，而在於這套思惟完全繞過制度層次的承諾。台灣在其中被視為大國競合關係中的變數，而非國際秩序中具有權利與義務的行為者。當安全不再源於可預期的規則，而是來自強權領袖的即興評估與利益考量，任何小國都將暴露在高度不確定的風險之中。

川普辯稱，美國對委內瑞拉的作為不會為中國大陸或俄羅斯提供藉口，因為情境不同。但國際政治的風險，正是在於「先例」往往由行動者自行詮釋，而非由原創者定義。當強權選擇性忽略主權原則，北京或莫斯科完全可能複製同樣的邏輯，並且為自身行動找到合理化的藉口。

因此，台灣社會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川普的某一次發言，而是整體國際氛圍的轉變。當國際規則被視為阻礙、當強權的道德自律被宣稱為唯一界線，小國賴以生存的灰色空間將迅速消失，戰略模糊也將愈來愈難以維繫。

在這樣的時代，台灣若只關注「誰當美國總統比較有利」，無疑是過度簡化問題。更深層的課題在於：我們是否仍然相信國際規範？是否願意在外交、國防與公共論述中，持續捍衛國際法與多邊規範的價值？

強權政治的回返，並不意味著小國只能被動承受。它反而考驗一個社會的成熟度，亦即能否在不確定中保持理性，在情緒化言辭之外，長期累積制度性的安全網。川普的訪談之所以關鍵，不在於他說了什麼驚人之語，而在於他毫不掩飾地推銷一種正在擴散的權力想像：世界似乎可以不需要共同規則，只需要足夠強的意志與實力。

就此而言，歐洲各國表態反對川普對格陵蘭的領土野心，並以派兵協防，正是展現守護國際核心價值的實際作為。

對台灣來說，真正的挑戰不只是如何回應某一位領導人，而是當國際秩序開始鬆動時，我們是否仍願意站在國際規則那一邊，為一個可預期、可對話、可避免戰爭的世界，守住最後的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