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之死與加薩人道危機

文／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在戰爭現場的廢墟裡，新聞記者往往是最後仍在堅守的人。他們的存在，不只是為了記錄歷史，更是提醒世人：人類的苦難不能被淹沒於烽火與槍聲之中。近日，加薩傳來令人痛心的消息——半島電視台年輕記者安納斯‧夏里夫（Anas al-Sharif）與4位同事，在加薩市一家醫院外的新聞媒體帳篷內遭以色列精準打擊身亡。

28歲的夏里夫，過去兩年幾乎每天站在鏡頭前，報導饑荒、廢墟與失親的哀號。他的最後訊息寫道：「加薩遭到無止盡的轟炸。」而他預先留下的遺言更顯悲壯：「我未曾猶豫要如實傳遞真相，即便這意味著我的死亡。」

以色列軍方指控他是「哈瑪斯軍事小組首領」，卻未能提出具體證據。國際記者組織、半島電視台，甚至聯合國言論自由特別報告員皆駁斥這些說法，認定是無稽的抹黑與威脅。國際法清楚規定，除非直接參與敵對行動，任何平民與媒體工作者皆不得成為合法攻擊目標。

夏里夫之死，使人立即聯想到2022年在約旦河西岸遭以軍擊斃的巴裔美籍記者雪琳‧阿布阿克萊（Shireen Abu Akleh）。當年調查顯示她「極可能遭誤殺」，但國際輿論普遍認為那是蓄意行為。3年過去毫無問責，今日已有超過200名新聞工作者在加薩戰爭中罹難。正如半島電視台聲明所言：「肇事者的免責，只會助長更多屠戮。」

除了媒體自由的殘酷受挫，更嚴重的是持續惡化的人道災難。就在夏里夫遇害前後，已有24國外交部長聯合發表聲明，直言加薩的饑荒「正在我們眼前蔓延，難以想像」。他們要求以色列解除封鎖，准許糧食、藥品、燃料大量進入，否則幾十萬兒童與病患的生命將無法維持。

以色列則否認責任，稱饑荒源於哈瑪斯竊取援助物資，並強調已提供「安全通道」。但聯合國與世界糧食計畫署的調查顯示，加薩北部至少100萬人處於「災難級」糧食匱乏。

國際媒體自由與人權機構近月接連發聲。無國界記者組織（RSF）已向國際刑事法院（ICC）提出至少4起控訴，指控以軍在2023年底至2024年間故意攻擊9名記者，造成8死1傷，並揭露以軍內部有「合法化單位」，專門將記者貼上「哈瑪斯成員」標籤，以掩蓋真相。

國際記者聯盟（IFJ）指出，2024年全球共有122名新聞從業人員遇害，其中近半數（64人）在加薩。至2025年8月，已有超過180名巴勒斯坦記者殉職，IFJ已向ICC提出指控，呼籲展開獨立調查。

保護記者委員會（CPJ）的統計更顯示，自2023年10月戰爭爆發以來，至少 192名記者與媒體人員死亡，幾乎全是巴勒斯坦人。聯合國人權辦公室亦強調「記者不是合法攻擊目標」，並確認戰爭發生至今已有242名記者喪生。

記者的死亡，與饑荒的蔓延，是同一問題的兩個面向：真相被扼殺，救援被封鎖。如果沒有記者冒死記錄現場，國際社會根本無從得知兒童因飢餓而死的具體畫面；而一旦這些畫面被掩蓋，政治壓力也將隨之消散，讓人道危機繼續惡化。

因此，國際社會不能僅止於呼籲，而必須建立問責機制。國際刑事法院應立即展開調查；聯合國安理會雖受否決權掣肘，仍應在事實舉證上積極介入；各國政府則可依普遍管轄權追訴涉嫌戰爭罪的以色列總理和前國防部長。若無具體作為，國際法終將淪為紙上空談。

對台灣社會而言，這場戰爭或許遙遠，但其原則卻息息相關。媒體自由與人道保護，不僅是普世價值，也是我們防止戰爭擴大的保障。我們就必須自問：真相是否仍有立足之地？當糧食與醫療被當做談判籌碼時，我們是否還能盡一點援助巴勒斯坦難民的責任？

夏里夫在最後的文字中，對妻子與年幼子女表達歉意，因為他選擇留下來，成為「加薩的聲音」。此一選擇，無疑是悲壯的。它提醒我們，在「難以想像」的苦難面前，若國際社會繼續容忍沉默，那麼下一個被奪走的不只是記者的生命，而是戰爭與人道慘劇的完整真相。